涇川佛教文化專家再發現
  2013年12月26日,甘肅涇川佛教文化學術研討會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八樓世界宗教研究所那間不算大的“大會議室”舉行。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樓宇烈,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哲學系、宗教學系教授方立天,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楊曾文等中國宗教學頂級專家匯聚一堂,暢所欲言,各抒己見,堪稱2013年中國佛教文化領域一件盛事。
  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教授溫金玉在發言時稱此次研討會是“群賢畢至”;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卓新平在研討會結束時說,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也使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蓬蓽生輝”。
  樓宇烈 1934年生,浙江嵊縣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宗教研究院名譽院長,北京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被稱為“中國文化最真誠的倡導者、實踐者”。著有《佛學與中國近代哲學》《中國近現代佛教的融和精神及其特點》《中日近代佛教交流概述》等。
  方立天 1933年生,浙江永康人,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哲學系、宗教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主要著述有《中國佛教》《魏晉南北朝佛教》《佛教哲學》《中國佛教哲學要義(上下)》《佛教與傳統文化》《中國佛教文化》《中國文化與中國宗教》等。
  楊曾文 山東即墨縣人,1939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佛教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代表作《中國佛教史》《日本佛教史》《敦煌新本六祖壇經》《神會和尚禪話錄》《唐五代禪宗史》等。
  關於涇川佛教文化資源的地位
  涇川古稱涇州、安定。說到涇川的佛教文化,不得不說涇川出土的舍利子:1964年,出土隋敕唐瘞之大雲寺佛祖舍利14粒;1969年,出土北周寶寧寺佛舍利數十粒;2013年,出土北宋龍興寺“諸佛舍利2000餘粒並佛牙佛骨”。
  樓宇烈先生說,按照佛教的規制來講,必須是佛、法、僧“三寶”俱全。尤其是佛寶,就是舍利,顯得尤為珍貴。有了舍利,就說明有佛寶了,這是一個寺院建造的正當性、合法性和有地位的標誌。隋文帝當年在全國建立寺院,都是分給地方舍利,但是現在出土的並不多了。涇川發現了隋代的舍利,可能還要更早,在這樣的象徵下建立的寺院,意義非常重大。而在同一個地區,三次發現舍利,數量又多,在全國是沒有的,有北周的、有唐代的、有宋代的,歷史延綿這麼長久,將近一千年,這是一個標誌,可以說涇川是佛寶頻出的神聖之地。
  涇川第一次出土的十四粒佛舍利,是隨石函、銅匣、銀槨、金棺、琉璃瓶“五重套函”出土的。樓宇烈先生說,“五重套函”非常罕見,最早將中國傳統的棺槨葬制引入了佛教,因此被寫到了《中國大百科全書》裡面,其意義是非凡的。舍利的歷史傳承是最重要的,第三批發現的舍利有幾千粒,現在清理出來了1700多粒,估計要更多一些,銘文寫得很清楚,是諸佛舍利。佛教講,覺悟了的人就是佛,諸佛舍利就是歷代高僧的舍利。這麼多的舍利,不僅意味著涇川佛教歷史的悠久,也意味著佛教文化的興盛。
  楊曾文先生將涇川第一次出土的佛舍利稱為涇川佛教文化的一個“亮點”。他說,隋文帝曾分三次向全國190多個州中的113個州分舍利,涇州大興國寺在第一批分到舍利的30個州中居第14位。隋文帝從小長在寺院中,到七歲才離開寺院的,他對佛教有特殊的感情。隋文帝當政之後,把一包印度老僧贈送的舍利,分送到他之前到過的各州,建立大興國寺供奉,《高僧傳》有記載。武則天稱帝後,敕令各州興建大雲寺,在大興國寺發現了隋文帝舍利,但這一次瘞埋,改變了隋文帝只用石函和琉璃瓶的規制,用“五重套函”供養,涇州是全國發現的最早用這種新方法供養舍利的地方。
  涇川的佛教文化遺存非常豐富,有1500餘處。方立天先生將這些遺存分為五個類型,第一就是三次出土的舍利及佛牙佛骨。他說,舍利是信奉的對象,屬於信仰文化,對信徒具有很重要的意義。正因為如此,舍利也成為涇川佛教文化區別於敦煌、張掖、麥積山的一個重要方面。他說,涇川還有“百裡石窟長廊”,有窟龕600多個,這個很壯觀;有佛教的造像,銅像、石像、泥像都有,有436尊之多;有碑銘,磚造的、石造的、鐵造的,其文化價值、歷史價值都很高;而寺廟,歷史上很多,目前仍有幾十處,分佈在各個鄉鎮村落。他由此總結出涇川佛教文化的四個特點:歷史久、舍利多、長廊長、文化價值高。同時,他也非常認可“西有敦煌,東有涇川”的說法:“如果說敦煌是佛教藝術的寶窟,那麼涇川就是佛教信眾的聖殿。”
  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杜鬥城先生說,涇川是甘肅的東大門,是絲綢之路西出長安第一大站,佛教文化的沉積非常深厚。除了涇川三次發現舍利以外,他重點分析了涇川發現的佛教造像、佛像窖藏和佛教碑刻。他說,上世紀涇川出土的十六國時期的鎏金銅佛造像,是我國發現最早的、最完整的鎏金銅佛造像,而且時代是比較肯定的,是前涼王歸義侯張天賜所藏;前涼造像非常少,涇川就有一件,為中國早期佛教造像斷代提供了標尺,也標誌涇川佛教進入了第一個高潮。龍興寺佛像窖藏是碎身舍利的安葬,敦煌藏金洞17號窟裡面也屬於這種現象。涇川佛教碑刻中,南石窟寺碑非常重要,為我們研究北朝歷史提供了重要依據,沒有這個碑,我們就不知道涇川的南石窟寺和慶陽的北石窟寺是什麼時候開鑿的;金大安鐵鐘銘文,上面有供養者的姓名,對研究近代北方地區民眾信仰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因此得出結論:“涇川佛教文化在甘肅的地位僅次於敦煌。”
  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長嘉木揚·凱朝先生專門為研討會寫了一篇論文,題目是《如何繼承挖掘涇川佛教文化》。他說,涇川有那麼多石窟,那麼多佛像,它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大的博物館。他的論文的副標題則是“中華第一佛寶地宮”。他自問自答,為什麼是“第一”呢?涇川第一次出土的14粒佛舍利,裝在石函、銅匣、銀槨、金棺、琉璃瓶“五重套函”裡面,郭沫若老先生說了,“舍利石函,貴在石函”,這已經點破了。
  西北師範大學旅游學院教授王三北先生進一步證明瞭嘉木揚·凱朝先生關於“中華第一佛寶地宮”的說法:第一是次數多,涇川三次出土舍利,相比其他地方,這是特殊之處;第二是數量多,僅第三次出土的舍利就已經清理出了1770多粒,還有三個舍利瓶沒有打開,並且還有佛牙佛骨;第三是前後延續時間長,從北周到隋唐再到北宋;四是規格高,屬於皇家寺院。“有了這四點,就可以確立‘第一’的概念。”
  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教授溫金玉先生說,涇川縣佛教文物接二連三地出土,就像一把把金鑰匙一樣,開啟了一直被國內外學術界所關註的古絲綢之路文明的大門,不僅見證了古涇州厚重的文化積澱,也為當今如何構建文化產業平臺提供了重要線索。他說,涇川是絲路重鎮,印度佛教傳到中國,是沿著絲綢之路進來的,就涇川大雲寺來講,處於佛教橋頭堡的地位,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創新地、交匯地,從而為佛教在中國的傳播找到了重要坐標。涇川三次出土舍利,這是全國少見的,在涇川佛教文化遺存中是最令人推崇的,也是涇川佛教文化的“品牌”。  (原標題:【甘肅歷史文化】涇川佛教文化專家再發現(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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